詹天佑是广东南海人，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詹天佑与焦作煤矿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西方列强攫取了在中国创办工厂、开发矿山、修筑铁路等特权，从而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英国福公司在这一时期攫取了道清铁路的投资建筑权。

　　1902年，福公司一方面让代办柯瑞负责修建道清铁路，一方面让总工程师亚力山大·利德在焦作上白作一带指挥开凿一、二、三号矿井，并以福公司总董事长哲美森的名字命名为哲美森厂（又名泽煤盛厂）。令英商没想到的是，他们在焦作开凿的一、二、三号矿井，虽耗银数百万两，却因技术原因迟迟没有出煤。福公司恐养路费没着落，请英使要求外务部将此路归并铁路总公司办理，以建筑费作为借款。1903年6月，清政府外务部同意了福公司提出的要求，由中国向福公司借款修筑道清铁路。福公司提出道清铁路每英里平均造价为6000英镑，要求清政府先发75万英镑借款债票，交福公司在伦敦发售，将来再定债额。时任铁路大臣的盛宣怀一面与福公司总董事长哲美森谈判，一面派工程师詹天佑赴豫查账看工。1904年11月，詹天佑来到焦作，多次往返于焦作与道口之间。经过反复实地勘察，詹天佑发现已修成的铁路只从滑县道口到柏山村，距清化镇还有几公里路，铁路全线没有大的桥梁和涵洞。詹天佑断定英方说的道清铁路造价不准确。为了更准确地掌握道清铁路的造价，同年12月，詹天佑冒着严寒远渡重洋到英国查账。詹天佑认真地一笔笔核查英方的建筑费用，最后核定出道清铁路的建筑费用及其他费用共61.46万英磅，和债票比少十几万英磅。

　　詹天佑凭借丰富扎实的业务知识，和对国家负责的态度，揭露了福公司的欺诈伎俩。

　　冯玉祥与焦作煤矿

　　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先后两次与焦作煤矿发生过联系。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北洋军阀政府，将部队改为国民军，进驻河北、河南等省，提出“爱国爱民，民主自由”的口号，同情煤矿工人，倾向革命。

　　1925年5月30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烈火迅速在焦作煤矿燃烧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焦作煤矿工人举行了罢工和声势浩大的反英示威。当时驻防焦作的国民军二军上街维持秩序，荷枪站岗，以壮游行之威。

　　焦作煤矿罢工实现后，撤离焦作的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巡捕在北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焦作煤矿工人罢工，是赤色分子煽动的，是当地驻军支持的”。英国驻华大使为此向外交部提出抗议。北京政府急电河南特派交涉员林实赴焦作调查罢工情形。7月14日，林实到焦作后，首先询问驻焦国民军的态度。国民军二军五旅旅长李养泉说：“此次罢工，实因英国福公司对工人平日待遇不良，又受沪案激触，天良愤发，纯由爱国热忱，完全出于自动，并无受外界煽动及强力压迫事情。”进入10月，由于外地援助经费没有及时寄来，按时发给罢工工人的生活补助遇到困难。驻防焦作的国民军曾捐了一个月的军饷资助反帝罢工。

　　福公司复工阴谋破产后，请李养泉等出面调解。经过3个多月的谈判，于1926年3月2日签订了《1926年工人罢工条款合同》，福公司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等12项条款。至此，焦作煤矿工人经过8个多月的英勇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不久，直系军阀吴佩孚在英国帝国主义支持下卷土重来，重新统治了河南，冯玉祥的国民军撤离河南，焦作煤矿工人再陷水深火热之中。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在北方，冯玉祥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以国民革命和扶助民众运动为职责，进入河南。1927年7月初，冯玉祥统领的第二集团军渡过黄河进入温县，奉军溃逃，在焦作的英国福公司外籍人员闻风撤离，使焦作煤矿再次停工。

　　冯玉祥主政河南后，积极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先后委派王世弼、徐瀛、尚德胜为焦作中原煤矿公司监督，将包工制改为里工制，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当时焦作煤矿西部是福公司经营，东部是中原公司经营。冯玉祥还亲临焦作视察中原公司，下矿井，访工人，给工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期间，英国福公司曾派代表面见冯玉祥进行交涉，“要求保护开工”，被冯玉祥拒绝，并说：“设吾人到贵国开矿，贵国能保护否？”英国福公司代表又转而“要求合办”。冯玉祥则回答：“须待不平等条约取消以后再说。”这时，修武、博爱两县民众遂将原来的矿务维持会改为收回福公司矿权委员会，并在冯玉祥的支持下，于10月2日在修武、博爱、焦作三地同时举行废除同福公司合约运动，参加的民众有10多万人。1929年在蒋冯战争爆发前夕，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撤离焦作。2月7日，中原公司监督尚德胜借战乱之机，“将公司现款、案卷复携而去”，使中原公司也陷入无人主持的状态。

　　冯玉祥将军在大革命前后，反对英国福公司、支持焦作煤矿大罢工、保护民族工业、坚持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矿权斗争的事迹，将永远载入焦作煤矿史册。

　　刘鹗与焦作煤矿

　　提起刘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老残游记》，然而刘鹗曾作为英商福公司的买办，直接参与出卖焦作煤矿，并从中牟利。

　　刘鹗原籍江苏镇江，17岁那年随父亲来到河南。他对焦作煤炭物美质优早有耳闻。他的日记里曾有这样一段记载：“老牛河（今老牛河村）煤质之佳，下等煤亦永无熏人之说，上等块煤随意置炉中即著（着），颇能耐久。”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意大利人罗沙第以代理牧师的身份来中国游览，觊觎勘测河南、山西、陕西三省丰富的煤炭资源。罗沙第回到欧洲后，于1897年3月在伦敦组织了一个英意联合公司，按照英国法律注册，命名为英国福公司，专对中国煤矿投资。接着，罗沙第作为英国福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回到中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策划攫取山西、河南煤矿的开采权。罗沙第结识了当时在总理衙门任职的刘鹗，次年被福公司聘为中方经理，以拓展福公司在华业务。刘鹗受洋务派影响较深，提出“借外款以兴内利，引商力以御兵力”的主张，极力推行借款开煤矿、修铁路，以富国养民。但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步伐并大肆进行经济掠夺的情况下，刘鹗对外商又多所迁就。按照当时的法令，外商不能直接在我国开矿，华商也不能与外商合资建矿。于是英商便串通刘鹗，使出了弄虚作假的伎俩。1897年，刘鹗指示他的儿女亲家——分省补用道程恩培和翰林院检讨吴士钊，在河南办起了既无资金又无矿址的豫丰公司。罗沙第和吴士钊议定了在河南开矿的合同草案九条，并经意大利公使萨尔瓦作保，通过河南巡抚刘树堂，上奏朝廷，谎称豫丰公司向福公司借款开矿，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1898年6月2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三）在北京总理衙门签订了《豫丰公司与福公司议定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从此，英帝国主义鲸吞了焦作煤矿。1902年，福公司开始在焦作购地建矿，修筑铁路。刘鹗当时住在北京，在清政府和福公司之间穿针引线，并与福公司的董事长哲美森、总工程师柯瑞过往甚密。他帮助福公司修订在焦作煤矿的章程，分送股票，商议买办的分工和酬金等，牟取暴利。因刘鹗的鼎力相助，福公司才得以在焦作进行大肆掠夺煤矿资源活动。

　　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是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谴责抨击了官吏的昏庸与腐败。然而，刘鹗自己的所作所为，却是对自己的辛辣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