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历史三千六百年”系列之四　山阳后人今何如？

有人对焦作历史文化中的亮点加以总结，提出了三个字：城、瓷、煤。第一个亮点“城”，指的就是焦作拥有众多的古城遗址，其中最有特色的当数府城遗址和山阳城遗址。
在对山阳城遗址进行采访时，我心中充满了疑问。手中拿着的那份《焦作日报》上有一篇题为《古山阳城又有三大新发现》的报道，文章提出了三个问题：古山阳城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它的城墙是土筑的还是砖砌的？城内是否出土了现在世界上唯一的战国山阳布币？
这三个问题完全是针对后面的答案而设的，它的提出让人觉得很没来由，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实在有些突兀，这种倒果为因的设问方法，让我很长时间都不能将这篇仅有一千多字的文章消化掉。而对三个问题的答案让人觉得特别费解，就山阳城的定性而言，说它是汉代的中等城市则可，说它是汉代为数不多的中等城市之一，在逻辑上怎么也站不住脚，汉代有不少大型城市，如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之类，相信中等城市怎么也应该比这些当时的世界性大都市要多得多，“为数不多”一句不知从何说起。
而对山阳城遗址的城墙建筑方法，仅从我在整个现场的观察而言，城墙东西南北四面，都是用黄土版筑而成，并未见到所谓的汉代砖墙，甚至连汉砖的残片现在也见不到了。除此之外，在我的印象里，砖城并不结实，很容易在敌方攻城时被攻破，同时建筑起来又费工费时，吃力不讨好，在汉代建筑这样一座既不稳固、又劳民伤财的城池，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用处？
同时，我又比对了文中所提出的文献依据——张驭寰所著的《中国城池史》一书，不管怎样去读，也找不到所谓汉山阳城遗址为砖包城墙的说法，书中唯一提到一座汉代砖砌城墙，是汉代县城，指的是汉王朝的代县城（位于今山西省），跟古山阳城没有任何关系，文中提到的文物工作者考古所见的不多汉砖残片，也不能成为城墙是砖砌的理由。
就这些疑问我曾向杨贵金先生求教，杨先生告诉我，汉以前的城，凡版筑者皆不用砖，也不必用砖，若用砖砌成槽以后再来填土筑城，其牢固性远逊于纯用黄土夯筑的城墙。几十米宽的土筑城墙，敌方的一般攻城器械都无可奈何。其他用黄土夯实、堆积而起的建筑物，像西夏的王陵，还有陕北的土长城，风吹不倒，雨淋不坏，成为华夏大地上一大奇观。黄土厚重之特性在这里得到完全的验证和体现。杨先生还说，即便是纯用砖垒的城墙，也比不上土筑的城墙，像今天还存在于福建等地的土楼，就是明证。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只需要回答是不是，“出题”的方式很像今天某些弱智的电视抢答，不知道的人闭着眼睛也会回答“是”，这一问实在是画蛇添足，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如此复杂，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说呢！
东土扶桑山阳人
山阳公刘协去世后，因嗣子刘冯早逝，改由嫡长孙桂氏乡侯刘康袭第二任山阳公。刘康在位５１年，西晋代魏后仍旧袭爵山阳公，直至晋太康六年（２８５年）去世，他的儿子刘瑾继任。刘瑾在位４年，于太康十年去世，其子刘秋袭封为第四代山阳公。刘秋袭爵２０年，于西晋永嘉三年（３０９年）五胡乱华时被胡人所杀，山阳公国至此灭亡。
山阳公刘协的后裔，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焦作一带，部分则迁居到日本。东汉初年，日本曾派使节到中国朝见，汉光武帝刘秀曾赐给日本天皇“汉倭奴国王”的金印。从这个时候开始，部分汉朝皇室成员因出使、避难等原因开始渡海到日本。
据日本《大藏朝臣原田家历传》（即原田族谱）记载，山阳公刘协有一个玄孙刘阿知，大概是山阳公刘秋的兄弟辈，于刘秋袭爵为山阳公时，见当时天下混乱之象已生，遂于是年五月初一召集家臣商议对策。
刘阿知说“我久在此地，恐有覆灭之祸，闻东国于日本，有圣天子”，遂决定率家族东渡，前往日本避难。这样，刘阿知便率领他的儿子刘都贺、舅舅赵与德和族人刘国鼎、刘涛子、刘鹤明、刘信子等男女共２０４０人，离开中国本土，飘洋过海，几经艰难，于日本应神天皇二十九年九月五日到达日本，成为刘姓在日本的始祖，并被后世尊称为“阿知王”。
阿知王到达日本后，被日本天皇赐号东汉使主，奉命定居于大和国高市郡桧前村。在今天日本的奈良县桧前村和冈山县仓敷市妙见山顶，现在都有“阿知宫”，这是后人祭祀阿知王的场所。
对于这样的说法，我早有所闻。在我所熟悉的领域中，有大名鼎鼎的日本“丹波父子”，受１８世纪“乾嘉学派”的影响，建立了日本医学史上的“折衷学派”，其中丹波元简曾在一本书的序言中，称自己是汉献帝刘协的后裔，汉名刘蒇庭。同时我又注意到，丹波氏父子乃至整个丹波氏家族掌控日本皇家医药机构千年之多（即便从著《医心方》的丹波康赖任宫廷典药头算起至１９世纪的丹波父子管理幕府医学馆也已经超过了一千年），不知此事是否与山阳公刘协相关？
相传刘协被贬山阳以后，以医为业，造福山阳百姓，他曾多次到云台山附近采药。在今天百家岩上嵇山亭内的石刻画像中，就有“山阳公行医图”。究其缘由，在于汉末瘟疫流行，白骨遍野，对医药的需求极其迫切，像张仲景、华佗等医学超级大腕都产生于这个时代。作为汉献帝的刘协，本身聪明睿智，也很有学问，再加上宫中图籍甚多，俗语云：“秀才学医，如小笼捉鸡。”因此，汉献帝刘协可能在皇宫中掌握了比一般人更多的医药知识。
逊位之后，山阳公刘协不以政治为意，关切民生，体会百姓之苦，开始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医药学知识为百姓造福。焦作此地山灵水秀，药材遍地，像鸡头黄精等以及被后世称为四大怀药（地黄、山药、菊花、牛膝）的道地药材，在当时已经得到普遍应用。因此刘协所治，存活者甚众，百姓皆感激涕零，山阳不少地方都为他建庙立碑，以为纪念。
刘氏子孙，很可能也将此道代代相传，部分习医、知医之人随刘阿知东渡之后，以此文明之术医彼蛮荒之病，最终使刘姓后裔中的一支——丹波氏，成为垄断日本医学最高地位数千年的大家族，至今仍为后人景仰。
煤、瓷叫响山阳城
焦作的第二个亮点“瓷”，指的则是宋金元时期焦作瓷器生产规模相当宏大，现已在这一地区发掘出４１个古窑址，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当阳峪，它是宋代最著名的民窑，规模最大，声望也最高。北宋末年，金人侵入中原，当阳峪窑工奋起抗金，惨遭屠戮，当阳峪窑场亦被金人荡平。它的辉煌虽然仅仅维持了几十年，却代表了焦作一带瓷器烧制的最高水平，因此有人将这一带的古窑址整体命名为当阳峪窑系。
“煤”作为焦作市的第三个亮点，指的则是从宋代开始，焦作即为全国主要产煤区，至１９世纪末（１８９８年），英国福公司窃取煤炭开采权，成为焦作城市诞生的直接契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煤炭产业是近代焦作城市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没有煤炭产业就没有今天的焦作，因此“煤文化”是焦作近百年城市历史文化的灵魂，“黑色文明”包含有焦作人浓浓的怀旧情结。
我一直以为，焦作这个地名来自于采煤炼焦，查阅书籍，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如何地想当然。焦作这个地名，最早出现于元代许衡所著的《鲁斋遗书》中。焦作名源有两种说法，一说由焦家作坊简化而来。“焦”为姓氏，“作”为作坊，指的是焦姓人家开设的作坊。焦家作坊以烧制瓷器为业，生意兴隆，颇有名气，人们在交往谈话中，逐步将四个字的“焦家作坊”简化成两个字的“焦作”了。明隆庆六年（１５７２年）《重修圣佛寺记》碑有“焦家作”三字，可为佐证。一说“焦作”由“焦枣”谐音而来。相传古时候，这里枣树丛生，明洪武年间，山西洪洞县移民来此，以枣为食，定居下来，将枣晒干过冬，焦酥可口，称为“焦枣”，便以“焦枣”为地名。
在这两种说法里面，我更倾向于第一种说法。作坊之类，显示了焦作一带古代经济活动频繁，手工业、采矿业是这里的支柱产业。焦作地区拥有丰富的煤矿、黏土矿、铁矿资源以及丰富的地上、地下水资源，这是焦作矿业赖以形成的自然环境基础，而煤炭燃料的使用，是当地冶铁、陶瓷得以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
英国福公司在焦作开矿，带动了西方科技的进入，发电机与蒸汽机的出现，使焦作成为河南省率先进入现代文明的城市，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清政府正式设立了焦作镇。１９２５年，中华民国政府将焦作镇升格为“焦作市”。
绿色产业呼唤历史文化
“煤城”最大的特色就是“脏”。五年前，当我第一次踏上焦作这片土地时，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太脏：天空中总是灰蒙蒙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新换的衣服和鞋子过不了多久就落下一层灰，空气中也时时飘荡着一种刺鼻的气味。当地人对我说，这是水泥厂和橡胶厂造的“孽”。破旧的房屋，没有规划的街道，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因为煤炭资源的枯竭，焦作市面临着城市经济转型的问题。从１９９９年开始，焦作市开始把目光由地下矿产资源转向地上山水资源，先后投资５亿多元，开发建设焦作山水峡谷极品景观，形成了云台山、青龙峡、青天河、神农山四大景区和十大景点的大旅游格局。城市经济的转型，也使焦作的城市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
据同事长秀说，今年三月初，他从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获悉，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２００４年审定通过，焦作市经济转型的经验已被正式编入我国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居住在焦作的我，当然为焦作的变化而高兴，但同时我也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焦作的发展中还缺少一些文化的味道。像云台山和青天河等景区我都曾看过，那山、那水确实很美，但由于两个景区的山水景观皆属太行风光，整体的感觉实在太像，没有异质感的山水就很难吸引人再次前往，因此像青天河这样的景区我就没去看，也没有想看的意思，倒是像月山寺这样的景区吸引了我信佛的岳母一次又一次地前往，这就是有没有文化的不同。
我曾到云台山百家岩对竹林七贤的遗迹进行实地探访，这里山势险峻，景色清幽，最关键的是代表魏晋风度的竹林七贤当年曾隐居此处。赏景的同时，回味当年七贤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的风雅，自己似乎也成了神仙一样的人物。人的心理就是这样，能够让你充分发挥想象的东西才能产生足够的魅力，那种吸引才可能让你时时玩味，并且久久难忘。
据说云台山正在进行百家岩景区的开发建设，而焦作市也正围绕着所谓的“城”、“瓷”、“煤”三大亮点做文章，为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创造条件。我想，如果真正将现实与历史结合起来，将历史文化融进焦作的绿色产业中去，焦作的经济是否可以获得更加坚实的发展基础？
曾有人预言，２１世纪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而中华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力量，穿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