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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历史三千六百年”系列之三 禅让神话儒家制造
２００４年的冬天，我与同事长秀一起寻访位于修武县方庄镇的汉献帝陵寝。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我们驱车来到古汉山下。古汉山的西面，即为汉献帝陵。
古汉山被一条大路和一条大沟分成了三个部分，中间部分最大，有曲曲弯弯的山道通向小山的顶端，虽然山并不高，但由于它被采石者挖断，山势看起来却甚为险峻。天气虽然很冷，爬到山顶，我身上已经微有汗意。山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式建筑，与下面的悬崖连在一起，像苍鹰一样兀立于峭壁之上，很有些展翅欲飞的味道，山间台地上有碑文说这座山又叫凤凰山，不知道指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站在亭中向两截断壁之间望去，有一条被挖得犬牙交错的深沟，据当地人说这是附近一家工厂修建小铁路时留下的烂尾工程，沟也挖好了，山也被破坏了，铁路却不建了。离山不远处就是那家工厂的建筑工地，建筑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大搞基本建设，与古汉山上的萧条冷落相比，自是另一番天地。
自上往下，山间依次有汉献帝庙和玉皇庙等仿古建筑。将所谓的“天子”摆在“天帝”的头上，似乎有些大不敬的意味，同时也让我想到了“县官不如现管”这句俗语。也许因为这里是汉献帝或者说山阳公的地盘，在当地百姓的心里，不管他是天王老子，也要比这位末代汉皇矮上几分？
离开的时候，我问这座山为什么叫古汉山，长秀说，可能是指到汉献帝为止，大汉帝国从此作古了的意思。他这样的说法很新颖，只是不知道真相到底如何，也无据可考。当地曾有人说是这凤凰山象征了大汉的风水，有人将凤凰山的地脉挖断，破坏了风水，大汉的江山才因而覆亡，但这样的说法又让人觉得太过附会，从时间关系上说，汉献帝是被贬至山阳城后才与这所谓的凤凰山搭上关系的，这座山与东汉的存亡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
禅陵与汉魏相代
沿古汉山向西，我们顺着乡间的小路，到了汉献帝的陵寝之处。高高大大的土丘，方圆有十亩之多，四周松柏围成方方正正的“树城”，将陵寝与周围的麦地分隔开来。
陵墓的正前方，有一座很小的两层仿长城建筑，看起来很新，与后面刻着“汉献帝陵寝”字样的墓碑比起来，显得十分突兀，亮灰的色调也与整个陵寝不相和谐，不知道是谁做了这样一件画蛇添足的事，看着让人觉得特别不舒服。
陵园的中央，是一座大殿，里面供奉着汉献帝和他的最后一任皇后曹节。塑像非常高大，不过从面相上看，两人更像民间玉皇大帝与送子观音的塑像，中国老百姓观念中的脸谱化倾向或许由此可略见一斑。
大殿前有一碑，上书“汉献帝禅陵”。之所以称为“禅陵”，是因为刘协死（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薨）的时候，已经不是大汉的皇帝，而是三国时代魏国的山阳公，他的帝位，已经“禅让”给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因此才将此陵称为“禅陵”。
站在陵墓之上，陪同我们采访的焦作日报社的记者王玮萱指着西南方向的一个小村庄对我们说，那里是李固村，村以李固其人而得名。据当地人说这个李固是魏文帝曹丕派来“保护”（或者说是监视）山阳公的，李固村西有所谓李固城，是李固驻兵所在，而凤凰山下、古汉山旁，又有所谓山阳公的封地——涿鹿城。不过，这座涿鹿城可不是黄帝战蚩尤的那个涿鹿城，而只是山阳公刘协及其宗亲居住之所。
史载汉献帝被贬山阳，又有书说山阳公封于涿鹿，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正确呢？经过认真的分析之后，我认为情况可能是这样的：涿鹿城是山阳公的居所，而山阳城则是山阳公的治所，但这个治所，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名义。刘协被贬到山阳城后，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在李固的监视之下，于涿鹿城中度过，暑热之时则在云台山中的百家岩避暑纳凉，因此百家岩上有所谓汉献帝避暑台，当初我采访竹林七贤遗迹的时候，也曾登临其上，一览百家岩中的秀色美景。
看陵墓草木森森，掬黄土感叹世事变幻。昨日的皇帝变成了今天的臣子，昨日的辅臣变成了今天的“九五之尊”，想象当年曹丕向汉献帝行礼与山阳公向魏文帝叩拜的场景，我不禁满怀感慨：“禅让”之礼，也不过如此。据《三国志》记载，魏汉受禅的全过程是这样的：公元２２０年，魏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禁卫军左中郎将李伏等一干大臣，在曹丕的授意下，直闯汉献帝的寝宫，谓“汉室国运已终，气数当尽，望陛下效法尧、舜，以江山社稷，禅让魏王”，逼汉献帝逊位。汉献帝苦苦哀求，甚至在群臣的挤对下被逼得放声大哭，黯然退入后殿，闭而不出。
曹后闻听此事大怒曰：“兄长为何作此乱逆之事！”曹后说时，曹洪、曹休二将，带剑而入，立而不跪，厉声请汉献帝出殿。曹后眼见如此，骂道：“兄长继位不久，即思篡汉，天必不保尔等长久。”曹休厉声道：“皇后出言无状，若非是先王之女，我必一剑斩杀！陛下还拒绝出殿吗？”说完，一剑将掌玺官斩杀。
在文臣武将的威逼之下，汉献帝不得已与曹丕合演了一出“三让三辞”的游戏，当曹丕在接受汉献帝“禅让”后，脱口而出，说了一句极其经典的话——“舜禹受禅，我今方知”。局外人似的这种说法，在此似乎已不再成立了。
“舜禹受禅”的真相
当一个政权内忧外患不断，很容易滋生出权臣或者说军事强人。一旦这个军事强人长期手握兵权，甚至父子相传，而不幸的皇室又只剩下孤儿寡母时，那君臣易位就是迟早的事。特别是在乱世，纲常的约束力衰微，篡夺和阴谋就无时无刻不在窥伺，禅让只不过是强附在这之上的一层涂色。
古史研究者许振亚在其新书稿中说：“禅让这个东西，可以说是儒家制造出来的最大的神话。”
史书记载中，三代以前不曾有过所谓的“禅让”。孔子所尊崇的只是周公，要恢复的也不过是周礼，而周公可以称道的则是辅政却不夺权；到了孟子就完全不同，他将历史上推到了三代——也就是尧舜禹时代，这三个榜样最大的特点就是“禅让”，他们连帝王之位也不再眷恋。但禅让之制，不过三代，然后就进入了所谓末世，禹启相代之后，家天下就成为传统。经“亚圣”孟子这样一宣扬，后世儒家就信以为真，将所谓的“禅让”之礼一遍又一遍地宣扬，“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一个“禅让”的神话就这样出现了。
炎帝长于黄帝，炎帝年老，未见其因黄帝贤而让之。《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本来就是争天下，没什么好说的。可为了显示黄帝战争的正义性，《史记》中便搞出来什么“炎帝欲侵陵诸侯”之说。蚩尤更倒霉，不就是争了争天下嘛，居然变成“暴虐”、“作乱”、“不用帝命”。
五帝中的尧帝可谓“千古禅让第一人”。开始他老哥挚将帝位“禅让”于他，后来，他曾想将帝位“禅让”给许地部落首领许由。不知道这帝位是否像韩非子所说的干着太辛苦，以至于像个烫手山芋，就这么“禅”来“禅”去，终有一天，尧被舜“禅”了。辽人有首《伎者歌》说得形象：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
据《史记》记载和我的私下揣摩，这位以“贤德”称世的尧的传奇经历大概是这样的：他老哥挚为帝之后，分封他去唐地做诸侯，他对此耿耿于怀，修兵备战。后来他东征西讨，自然“诸侯归之”，于是，他便以武力相威胁，这样他老哥挚便投降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禅让”就这样产生了。不过他此时表现得太心急火燎，“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禅”，连假惺惺让一下的意思也没有。
而舜则可以称得上是位“忍者之王”了。据《史记》载：“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太）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弟傲，能和以孝，治，不至奸。”后因办事得力“于是尧妻之二女”，得掌大权。尧心害之，“命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逃过一劫。回来后，想方设法架空尧，“尧老，……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
经过二十年的苦心经营，舜终于掌控大权，让尧老头做了“太上皇”，自己“摄政”，这可能是尧让许由的真正原因。反正我已经不能掌握实权了，不若做个顺水人情，也可以博得一个好名声，再给架空自己的女婿制造点儿麻烦。许由可不是傻瓜，不想搅和到这翁婿两人的“家事”中去，所以赶紧撇清关系，洗耳颍河，向实际的执政者舜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可是无意政事的。
“摄政八年而尧崩”，终于熬到这一天，可舜依然做足功夫，“三年丧毕，让丹朱”。你想他把持朝政这么多年，上下还不都是他的人，即便让位给你，有人听吗？其后禹让伯益，“伯益之德不足以服众”。于是，大禹的儿子启从后台
走上前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国君。
除此之外，舜一上台就进行了“政治肃反”，迅速铲除忠于帝尧的政治势力。透过《尚书》的正统文字，我们依稀还能看到这其中的残酷和恐怖：“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在上演了受禅的这出戏后，舜就迫不及待地诛杀了忠于帝尧的前朝重臣，用杀鸡给猴看的策略，来警告任何敢于质疑其权力合法性的异见人士。
也只是在这种屠杀的恐怖之下，天下人才会服从。《尚书》的意思很明显：“四罪而天下服”——如果不采取这种非常而坚决的手段，如果不放弃妇人之仁，也就是说，不对帝尧的“四大护法”下重手，则天下是不能服的。一部有别于正统的异类史书——《竹书纪年》中的记载也支持了这种说法：“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甭说，他这一手，后世能学来的还真没有。因为这不仅需要很深的“城府”，更重要的是，你得知道自己能活多大。因此后世学禅让都效法尧，不过手段则遵从于舜。
后来，因为各地洪水泛滥，需要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舜不得已将权力下放。大禹治水十三年，渐渐将舜架空，“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不得已，“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凡是搞禅让的人，都必定要像“皋陶”这样的“帮凶”，“不如言，刑从之”，武力威逼之下，不从也得从了。
舜死后，“禅让”大戏又一次上演。只不过，大禹玩得更漂亮。先是传统剧目，“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接着又有新剧目上演，“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从此，加了料的传统剧目就成了保留节目，时不时地演上那么一场。而又以汉、魏、晋、南北朝时为甚，王莽、曹丕、司马炎、刘裕等，其状林林总总，难以尽述。
而从舜老年时巡狩南方，崩于苍梧（今湖南一带）之野的史书记载中，我们不难读出其中的疑问与辛酸。所谓的“巡狩”，是不是“流放”的代称呢？年纪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到苍梧之野这样荒凉的地方去“巡狩”？难怪舜死以后，娥皇和女英两个妃子哭得眼中流血，想二位既是尧帝之女，且为舜帝之妻，如今只能与丈夫的尸体相伴，飘摇于荒郊野外，心中的凄苦，自然不是眼泪所能表达的。
读到此处，我们大概也明白所谓的尧、舜、禹禅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而儒家特别是孔、孟等圣贤对所谓“三代之治”的“包装”和“加工”又是如何荒诞。
自孔子始，历代儒家领袖都在为恢复上古圣贤政治而努力。不过他们并不奢望圣人能执掌政权，他们只是希望执掌政权的领袖能成为圣人，也就是所谓“致君尧舜”。但众多儒家士子永远也不知道，恐怕也永远不能知道，这个上古的政治春梦，真的存在过吗？它也许只是孔子夜梦周公醒了之后的模糊记忆？如果只是因为这一个美丽的残梦，而用数千年的光阴来反复试验，那代价简直是不堪回首。毕竟，历史真的是如此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