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历史三千六百年”系列之二　汉献帝与山阳古城

在采访山阳古城的时候，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原队长杨贵金先生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的孔子，我们所景仰的圣人，曾在焦作地区碰过一次钉子。相传他周游列国时，曾从卫国都城楚丘（今滑县东北）去东周都城洛阳，走到今天焦作东五里堡村与孔庄村之间的路上，遇到了两个小孩儿，一个叫项托，一个叫刘早，两个人正在路中间用土块儿垒城玩耍，孔子师徒行车至此，两个小孩儿也不让路，孔子下车责问两个小孩子，为什么要在路中玩耍，不让开道路，两个孩子答道：“自古至今，只有车绕城走，哪有城为车让路的道理？”孔子听后深感有理，便命弟子驱车绕“城”而过。后人为了纪念这件事，便在这里立了一通石碑，上书“孔子问礼处”。
无独有偶，在“孔子问礼”后两千五百年的今天，同样在焦作市的东侧，发生了河为城让道的佳话，一时之间，传为美谈。这条河就是“南水北调”总干渠，这座城就是山阳古城。“南水北调”工程是为实现我国水资源合理配置，从根本上缓解京津以及整个华北地区严重缺水问题而实施的一项宏伟的战略工程，为顾全这一大局，不少相关地区、不少相关部门都为它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和牺牲。但是，为了确保河南境内的山阳古城等重要文物遗址不受损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焦作段设计方案于２００４年８月被修改。
据杨贵金先生介绍，山阳城是１９６３年公布的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山阳城本身，如今已经成为焦作的代名词。根据“南水北调”工程原设计方案，工程中线总干渠焦作段拟经过汉代山阳城遗址，３００米的河道将穿越该遗址的西城墙和东城墙，横贯遗址南部。如果按照“南水北调”工程原设计方案进行施工，破坏城墙的总长度将为４００余米，并对古城内的文物遗存产生严重影响。而始建于明代隆庆六年的恩村玉帝庙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按原设计方案，对该建筑的测绘、搬迁和复建将是一项复杂艰巨并需大量资金投入的工作。为此，河南省文物管理局致函河南省政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建议修改总干渠在这两处文物点的走向，使山阳城遗址和恩村玉帝庙不受破坏。这一建议被负责工程设计的河南省水利勘探设计院所接受，使总干渠向南绕开这两处重要文物遗迹。
“南水北调”工程为山阳古城让道，可谓是新时代的“孔子问礼”。可以想见，当“南水北调”总干渠这一大运河静静地在山阳古城的旁边流过时，这座城市除增加了几分秀水碧天之外，还将发散出几缕历史文化的幽香。
末代皇帝　并不糊涂
山阳城遗址，位于焦作市东南待王乡墙南村的北侧。据《后汉书·郡国志》载：“周文王子蔡叔监殷，食邑于河内，山阳有蔡城，或曰蔡叔邑。”《史记》载：“秦时，长信侯于山阳之地居之。”从有关文献资料及城墙遗址的夯土层看，山阳城遗址为汉代所筑。《三国志》记有“东汉末年，曹丕称帝，贬汉献帝刘协于山阳城”，“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献帝为山阳公”。
山阳城之所以有名，就是因为这个山阳公、生活于乱世三国的东汉末代帝君——汉献帝刘协。
中国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多是些昏聩的无能之君或无道之君，王朝的衰亡也多半与他们的无能或无道直接相关。如夏亡于桀，秦亡于二世。但也有例外，末代皇帝本身并不昏庸，却仍阻挡不住王朝衰亡的命运，像明代的崇祯，还有汉代的刘协。
古代帝王的谥号是有讲究的，按《谥法》：“聪明睿智曰献。”汉献帝确实不是个糊涂皇帝，但不管他怎样聪明，也挽救不了被外戚和宦官蚀烂躯体的东汉王朝的必然灭亡。
据史书记载，东汉后期的七八朝皇帝，即位时都是娃娃。汉和帝即位时年方１０岁，汉安帝即位时１３岁，汉顺帝即位时１１岁，汉顺帝死后汉冲帝即位时年仅两岁……汉桓帝之后的汉灵帝，也就是汉献帝的父亲，即位时１２岁，仍是个娃娃。皇帝年幼，必然是太后临朝，外戚掌权，作威作福。皇帝长大后，反过来要摆脱外戚控制，于是求助于宦官，通过宦官势力来消灭外戚势力；下一届小皇帝登基，外戚又得势，反过来又要消灭宦官势力。这样循环往复，把整个东汉王朝搅得不见天日。最终宦官、外戚两大势力在灵帝死后的火拼中同归于尽，东汉王朝实际上也跟着一起完蛋了。
汉献帝刘协，为灵帝妃子王美人所生。灵帝生前曾想立其为太子，因故未遂。灵帝死后，１４岁的皇子刘辩即位为汉少帝，封刘协为陈留王。
东汉后期，少帝登基，太后临朝，外戚执掌朝政，似乎已成惯例。当时执掌朝政的灵帝何皇后之兄何进，为消灭强大的宦官势力，密召凉州大豪强董卓入朝，不料宦官首先动手，杀死何进，裹挟少帝与刘协夜出洛阳城北门外。时为廷尉的大士族豪强袁绍，起兵诛杀宦官，格杀２０００余人，一些没长胡须的人也被当作宦臣杀掉。
在洛阳北门之外，一行人遇到了带兵前来“勤王”的董卓，少帝刘辩在骄横的董卓面前面如土色，９岁的陈留王刘协却对董卓厉声呵斥：“既然你前来勤王救驾，见了皇帝为何不跪？”
陈留王刘协的下马威打掉了董卓的威风，也打出了董卓的好感。董卓进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懦弱的汉少帝踢下台，把皇袍披到了陈留王刘协身上，理由是：有威仪，聪敏好学。
登基登得热热闹闹，然而，还未等汉献帝刘协从兴奋中冷静下来感谢董卓这个大恩人，一切就改观了。董卓控制了朝廷，也控制了他这个新皇帝。他不过是个空头的天子，无权、无势、无力，不要说重整祖业，就连起码的尊严也不能保障。董卓为避反董联盟的锋芒，烧毁洛阳宫殿，把他这具木偶搬到了长安，并准备取而代之，改朝换代。
汉献帝所能依赖的只有以王允为首的文官集团，他们与地方势力联络，企图消灭董卓，而董卓则以武力抗衡，大开杀戒，史载“诸将言语有蹉跌者，便戮于前，人不聊生。”后王允借吕布之手杀死董卓，但王允又不执行分化瓦解政策，一味株连，“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卓故将校遂转相恐动，皆拥兵自守”。李榷等董卓部将请求赦免，也遭到王允的拒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拥兵十万攻下长安，朝中大臣被杀无数，“吏民死者万余人，狼藉满道”。
汉献帝被迫封李榷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然后，李、郭等处死了王允，砍断了献帝的支柱。公元１９２年九月，李、郭再次封侯，朝政皆出其门。后二人相互猜疑，引兵相攻。李榷扣留献帝，郭汜抵押群臣，演出了一幕幕丑剧。
据《后汉书》记载，献帝在长安时，办过一件很值得称道的事。当时的长安，经连年动乱、饥荒，谷一斛卖到５０万钱，长安城中人相食。献帝令侍御史侯汶开仓济民，将米豆为饥民做糜粥，但饿死者并没有减少。献帝怀疑所发米豆不实，亲自于御前量试做糜，证实发放中确有克扣现象，于是下诏杖责侯汶，并责问京官们为何米豆发下去仍有如此多的人死亡？从此以后，米豆得以如实发放，使饥民们切实受到赈济。这是公元１９４年的事，是年他１４岁。
不甘傀儡　无可奈何
兴平二年（１９５年）冬，乘李、郭二人忽战忽和之机，一些大臣拥汉献帝辗转逃至洛阳。洛阳宫室在战火中早已成为一片废墟，百官没有住所，只得倚墙壁而居，常常数日吃不到饭，有的官员甚至饿死。次年正月，改元建安。
为打击董卓余党，摆脱他们的威胁，汉献帝饮鸩止渴，采取了以虎击狼的权宜之计，招来了兵强马壮的曹操。公元１９６年六月，曹操迎献帝北上，迁都许（许昌）。威胁如愿解除，但曹操却在朝廷中站住了脚。曹操需要的是“天子”这个招牌，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并不需要他这个有头脑、有能力的刘协，因此刘协的境遇每况愈下。从此，汉献帝成为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一张王牌，但他一开始并不甘心受制于人做傀儡。
建安四年（１９９年），车骑将军董丞受献帝密诏，与刘备一起密谋诛曹操。次年春，密谋败露，董丞等均被处斩，灭三族。刘备先前借故出走，得免于难。这是献帝跟曹操一次近乎公开的抗争，事后曹操进而加强了对献帝的控制，京官大多调为曹操的官员，左右侍卫全是曹操之人。曹操深知献帝的价值，对献帝本人始终不敢加害，但献帝的日子过得越发难堪了。
曹操诛董丞后，提出将董丞之女董贵人一起杀掉。献帝以贵人有孕在身，多次请求免其一死，曹操不答应。伏皇后对此既恐惧又不满，密书向其父伏完诉说曹操残逼献帝杀董贵人之事，后被发觉，伏皇后也被幽死。当伏皇后被曹操派去的尚书令华歆从宫中搜出牵走时，曾哭着求献帝救救她，献帝说：“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献帝尽管知道自己的生命操在曹操手里，但仍然敢于对曹操表示不满。议郎赵彦常为献帝陈说时事，曹操恶而杀之。其后曹操入殿见献帝，献帝说：“你若要辅助我，就要宽厚一些；否则，你就开恩把我抛开罢。”（《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是：“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一席话说得曹操顿时失色，急忙应付着请求告辞。曹操出殿后左顾右盼，仍然心神不安，从此不再朝见献帝。这是建安十九年（２１４年）的事。
对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历来都认为是曹操的得意之作，但如果
认真分析三国时期的形势，似乎也不那么确然。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２４年间，无论是张绣、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公孙瓒、高干，还是刘备、孙策、孙权，没有一个诸侯肯听从曹操的号令。由此可见，曹操空有挟天子之名，而无号令天下之实。
袁绍进攻曹操时，曾令陈琳代写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文中说曹操“豺狼野心，潜苞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除灭中正，专为枭雄”，连曹操听了，都出了一身冷汗，头疼病竟减轻了许多。
可见当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得到了诸侯的强烈**。曹操不但没有从中得到好处，还背上了“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骂名。而且，不仅当时的人都这么骂他，后世近两千年间，曹操也一直是以“奸贼”或者说是“奸雄”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上的。
曹操想拿汉献帝号令天下，怎奈诸侯不听；想将汉献帝抛弃，又担心自己“匡扶汉室”的招牌毁于一旦，从而招来万世骂名；想取而代之，又怕引起更强烈的反对，成为天下公敌……所以，汉献帝实际上成了曹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根鸡肋。
曹丕逼禅　献帝逊位
曹操靠收编黄巾残部起家，在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和屯田的经济政策之下，奉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谋略，终于荡平中原，打下自己的一片基业，但他并没有代汉的政治勇气，“使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终其一生，曹操虽有“彼可取而代之”之心，但一直还是安安分分地做着“周文王”，奉汉正朔，做着汉臣。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年）春正月，曹操在魏王和汉丞相的位子上死去。
新魏王曹丕继位后，他要兑现其父要他做周武王的期权。其时，虽然有孙权、刘备的不断犯边，但基本不成气候，中原腹地的和平已成定局。除旧布新，建立新朝，已经是人心所向。各种力量都在推动曹丕采取行动。而曹丕本人也没有其父的道德包袱，年轻人的勇气和虚荣心也在激励着他向皇帝的宝位冲击。那些曹氏部属也在设想着如何弹冠相庆，如何分新朝一杯羹。于是便有小臣去逼去劝汉献帝效唐虞旧例，把帝位禅让给魏王。“率我唐典，敬逊尔位”，公元２２０年，曹丕终于逼迫汉献帝把帝位禅让于他，建立魏朝，是为魏文帝。他追尊其父为魏武帝，封逊帝刘协为山阳公，允许他在其封地奉汉正朔和服色，建汉宗庙以奉汉祀。曹丕还同时给刘协留了句客气话：“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但刘协是不是共到所谓天下之珍就不得而知了，只知道他后来活到５４岁死去。
曹丕登基，汉朝变成了魏朝，汉献帝降封为山阳公，末代皇帝当到了头。他有胆有识、有风度、有才气，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枉然成了时代的牺牲品，汉室的殉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