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历史三千六百年”系列之一　府城军镇早商遗址

我采访焦作市府城遗址的动因，起于与焦作市中站区宣传部长的一次闲谈，他力荐《厚重河南》写一写府城遗址，他说府城遗址的发现，将焦作的历史推进到了３６００年以前，府城遗址也因此被评为“１９９９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焦作这座以煤闻名的“新兴”城市，居然会有这么长的文化历史，着实令我刮目相看。
当我徜徉在焦作市府城遗址的田间地头，心中不禁充满了慨叹。残存的城墙高高地耸立在麦田边上，最高处居然超过了两米，经过几千年的风吹雨打，人挖鼠钻，地面以上居然还有这么高的城址遗存，这在其他商代城址中是罕见的。垄沟里、麦田边被农人用锄头刨出来的断砖残瓦随处可见，陪同采访的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原队长、副研究员杨贵金先生随手拾起一块陶片，对我说：“这就是泥质灰陶，上面的绳纹则是商代文化类型的标志之一。”
府城遗址位于焦作市西南郊距市中心约１０公里的府城村台地之上。根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焦作市文物工作队、日本京都大学的联合考古发掘，证实焦作府城古城址至少是一处早商甚至有可能是先商时期的古城址，是我国目前经过科学发掘确认的为数不多的早商城址之一（全国第六座），对研究当时城市等级制度、商王朝与地方方国关系及其与五座早商城址（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山西垣曲商城、山西夏县东下冯商城以及湖北黄陂盘龙商城）的联系，研究夏商文化关系，研究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发展等均有重大意义。同时，这一发现对研究夏商周断代以及夏商周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研究的开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教授曾两次亲临府城遗址考察，并认定“这是一座罕见的、保存完好的商代早期军事重镇”。它是继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之后，河南省的又一重要发现。它的发掘，将焦作的历史提前到了夏商之交，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焦作是一座至少有着３６００年历史的文明城市。　
府城宫殿遗址留有先商文化的痕迹
在采访焦作府城遗址的过程中，我首先想到的问题就是，这座城址的时代是如何确定的。焦作市文物工作对原队长、副研究员杨贵金先生告诉我，如果只是确定一个遗址的年代，非常容易，只需要有相应年代的文化层及器物即可证实，但若想确定一个城址的建筑年代，就不再如此单纯。城市、青铜与文字，作为文明的三大标志，在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城市的出现，更是文明的确证，因此，对城址遗存的时代推证更应慎重。
对于府城遗址而言，在城址发掘的过程中，杨贵金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曾发掘到布局为三进院落的宫殿遗址，他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四合院，并且在商周城市中仅此一例。在发掘宫殿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个灰坑（实际上就是古人丢弃废物的杂物坑）打破了宫殿遗址的一角。灰坑中的器物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分析，可以判定其为先商时期（即商人未取得政权以前的那段时间）的文物，如果是这样，宫殿修建的年代应该早于灰坑，至少也应该与灰坑同时，因此判定，宫殿应该是先商的。
而在对城址的考察过程中发现，城墙的夯筑方法与宫殿的夯筑方法，不管是层位还是夯窝都一模一样，因此可以判定宫殿与城墙应该是同一个时期建造的，故此城墙的修筑也应该是在先商时代。除此之外，在以集束木桩夯筑的城墙黄土内，夹杂着一些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时期的陶片，这也可以证明，筑城的时间应该在商王朝建立以前，这些观点得到了参与发掘的中日专家的赞同。
府城军镇夏商对峙的前沿阵地　
从府城遗址来看，其形状为正方形，每边的长度大约为３００米，总面积约１０万平方米。墙体最宽处达到２０多米。夏商之交，生产力是极其低下的，在那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商人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在这样一个地方修建规模如此宏大的城市呢？
杨贵金先生给府城遗址定性说，这座早商城址是当时社会蓬勃发展的新兴力量———商民族从太行山东麓南下，进军伊洛平原，消灭没落的夏桀王朝的军事重镇，拿解放战争作对比，这里就相当于解放战争时期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这样的定性，得到了著名考古学专家安金槐研究员及河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杨育彬等人的肯定。
从根本上说，是焦作地区独特的地理形势，造就了夏商之际的军事重镇———也就是今天的府城遗址。沿着太行山麓，很明显地分隔出了当年夏商的军事分界线。在当时的焦作地区，分布着太行八关中的三关以及黄河上的一个渡口。三关分别是位于济源的轵关、位于沁阳的太行关以及位于修武与辉县交界处的白陉关，这三关可以说是华北平原进入山西高原的通道。一个渡口，则是黄河上的孟津渡口。据杨先生推断，有可能在仰韶文化时期，孟津渡口就已经成为人们来往于黄河南北的一个重要渡口。后来的武王伐纣，据说也是“八百诸侯会盟津”后，武王渡河灭商，而孟津之名也因此而得。
据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发掘所见，在焦作地区，存在着一种奇特的文化面貌：以沁河为界，在沁河以西，分布的主要是夏文化，而沁河以东，分布的主要是商文化，确切地说，应该是先商文化，也就是商人未取得政权以前所创造出的文化类型。
具体说来，在沁河以西的济源、沁阳、温县一带的文化遗存，是以二里头夏文化为主，以先商文化为辅，在这些地方经常可以看到夏人常用的橄榄形罐、平底盘等常用的炊器；而在沁河以东的焦作、修武到新乡的辉县一带的文化遗存，则是以先商文化为主，而以夏文化为辅，这些地方经常可以看到先商人常用的三足鬲等炊器，而像小牛角一样的鬲足在这里的灰坑中比比皆是。
之所以专门提出炊器，是因为它在考古学中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炊器作为人们的日常用具，与青铜器等对比，很容易被破坏，它的更新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它对文化的反映也比较敏感。考古学家总结了炊器对考古学的文化意义后指出，炊器具有如下特性：连续性、普遍性和敏感性。
根据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杨贵金先生提出了“北上南下说”。也就是说，夏人的老家在伊洛平原，通过孟津进入沁河以西的沁阳、济源，过轵关北上晋南，而新兴的商部族则沿太行山东麓南下，至黄河下游，但这里水流变宽，渡河不易，因此商部族从河北平山至河南安阳、新乡与夏人隔沁河对峙。在这样的形势下，府城成为商人进攻夏人的桥头堡———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重镇。另外，府城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桥头堡，在它的周围还分布着许许多多的先商文化遗存，像焦作市月季酒店、李屯等数十个先商遗址，从今天的焦作到新乡，如众星捧月一样拱卫着府城军镇，形成了对伊洛平原的扇形攻势。
据考古专家推测，商人就是通过这座桥头堡打下沁阳，过孟津渡口，攻进了位于伊洛平原的夏都（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最终又在夏遗址的旁边建立了一个偃师商城。
当然，在对峙的情况下，夏王朝与商部族的势力分布也不免犬牙交错，而沁河两岸的交流同样也很频繁，因此，在各自区域内出现一些敌对方的文化现象也属正常，只是应该清楚到底哪种文化的发展在这一区域占了上风，这一区域就应该属于哪一方的势力范围。
据杨贵金先生说，在府城遗址的东南，有一座学校，学校是由以前的汤帝庙改建的。汤帝庙供奉的就是商代第一个君主———成汤。庙内原有唐代的碑记，可惜现在只剩下一个柱基。站在府城遗
址的北城墙内，向南可以看到不大的学校内几间破旧的房舍。在这里供奉汤帝，恰如其分，从时代和性质上都与府城遗址相吻。有人曾做过调查统计，汤帝庙在安阳－新乡－焦作－济源－洛阳这一带普遍都有，与考古发现的商代遗址相合，也与商汤进攻夏桀的攻击路线大致相符，这不会只是一种巧合吧！
如果以后世宋辽两国之间的对峙来看，可以更好地理解焦作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焦作市温县有七杨门，相传是杨家将抗击大辽入侵的营盘驻所。大宋王朝以太行山上的诸多关口，防御来自山西方面辽国军兵的进攻，其立足点，正在今天的焦作一带。
当然，这些都是理论上的推断，因此，为谨慎起见，文物工作者就将府城遗址的时代定为夏商之交的早商。
据杨贵金先生推测，在商汤伐夏桀的斗争结束以后，府城军镇完成其桥头堡的作用，随之变为商王国的一个方国都城。对这座城址不同文化层的发掘显示，这里除了存在先商文化层之外，其上还叠压着早商（相当于郑州二里岗时期）、中商（相当于郑州白家庄时期）以及西周乃至汉代的文化堆积。中商时代，器物上所具有的独特的窗棂纹，很容易辨认。而府城遗址的最早文献记载在甲骨文上，这里在当时被称为“雍”，至周代一直沿用此名称，封雍国，享伯爵。著名的甲骨金文专家罗振玉在他的《殷墟书契前编》中就有“伐雍”和“田雍”的记载，指的就是这一带。
杨贵金先生说，从一些城墙的遗迹来看，这座城址直到汉代仍在使用。因为在一些城墙的外壁上，可以看到汉代使用平夯版筑培修的痕迹，麦田的边上、城墙下的沟中，到处都散布着汉代的瓦片。当我和杨贵金先生走到一处断壁之下时，杨先生指着一个被秫秸盖着的土坑对我说，这是一处汉代的坟墓，城墙上出现坟墓，说明这座城池已经被当时的人们废弃。而在它的不远处，出现了一座新城，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山阳城。府城这座曾经的军事重镇、方国都城，被尘封土埋在了历史的记忆里，被封印在大地的怀抱中，等待着后人发现其庐山真面目。
府城遗址惊动中外考古人士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里的居民在府城城墙周围开荒种地，使城墙逐年受损。夏天雨水冲刷，冬天冰冻风化，造成夯土流失，墙体上野生的杂木以及农民所种的树的树根扎进夯土里，雨水流入根缝，风刮树摇，别塌城墙。这一切的一切，都加速了府城城墙的破坏。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元明之后，焦作成了一个比较封闭的角落，这里的一切似乎都被忘记了，府城遗址更是如此。特别是近几十年，因为没有意识到这里是一座如此重要的古迹所在，使府城遗址遭受破坏的情况愈发严重。北城墙被从中间挖断，东城墙则大部分破坏，有些地方仅保留有地下的基槽部分。
杨贵金先生说，他上世纪８０年代来这里的时候，看到在府城遗址的东城墙上有不少的坟头和红薯窖等。城墙底部内外，种田人不断地扩充耕地，城墙下古河道中，还有人在其中挖沙，蚕食城墙根部，造成根部悬空甚至塌方，北城墙的中断也与此有关。在当时，由于考古学家认定这里是一座西周时的遗址，因此未能引起当地政府的足够重视。直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杨贵金这位有心人，作为焦作本地的考古学家，揭开了府城遗址的神秘面纱。
从１９９１年７月７日开始，杨贵金副研究员开始调查府城遗址。根据现场所发现的陶器碎片及墙壁上裸露的夯窝及筑造方式，初步判定其始建年代不会晚于早商。１９９１年１０月杨先生与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张立东再次前往府城进行考察并确证，引起国际上一些历史学及考古学专家的关注。从１９９５年２月至１９９８年５月，以日本京都大学冈村秀典为首的学者及九州大学、佛教大学的研究人员先后５次到焦作考察。其间，美国哈佛大学及澳洲亚雷布楚大学的考古专家也专程到访。后来，由日本方面出资，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焦作市文物工作队联合进行发掘，发掘工作从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到２０００年５月共进行了４次，揭露面积２５００平方米。发掘出先商文化时期、早商文化时期、中商文化时期、西周时期及以后直到宋代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
府城遗址的发现，引起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政府、河南省文物局及学术界的高度重视，２０００年５月，它被评为“１９９９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成为焦作数十年来最惊人的发现。２００１年６月，府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