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只好仓皇奔逃出海，据守台湾一隅。在抢运黄金、国宝之外，国民党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抢”走了胡适等大批学人，培养了一批年轻学者，接续了文脉。然而，我们对于当年出海登岛的学人，了解仍不是很深入。近日笔者翻阅过的《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一书，应当说是一个了解他们的方便门径。这本书选取了胡适、傅斯年、林语堂、钱穆、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陈鼓应、南怀瑾九位学人，讲述他们在历史转折之后的生活与学术活动。

　　他们的可敬之处，不仅仅是他们的学术成就，更是因为他们担当了传承学术的重任，培养了新一代的学子。前文所述的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杜维明，则是徐复观、牟宗三的高足，享誉世界的新儒家第三代；林毓生，与陈鼓应同是殷海光的学生（因此笔者认为，本书《陈鼓应：为民主浪迹天涯的新道家》一篇实际上讲述的是殷海光和陈鼓应师生两人），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现在是世界知名的华人学者。

　　如今，“大师”和“教授”一样，都成了一个贬值的头衔，至于“国学大师”，也成了被滥用的词语。在笔者看来，我们所认为的近代以来的国学大师，其实往往是学贯中西的，并不像乾嘉时期重考据的学者那样不知西学。像陈寅恪自然是无可置疑的大师，其学术成就虽属古代史学，但是他的学养却不限于国学，当年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就已读过《资本论》。钱钟书，一生致力于打通和连接中西文化，留下巨著《管锥编》等作品。笔者以为，要成大师，必须通古今、中西，而且还应担当学术传承的责任，培养出新一代的大师。就这两点而言，《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所述的九位学人，堪称“大师”，也堪称“国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