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采访时，DV观察员只能作为DV爱好者出现，这造就了他们采访时的尴尬身份。

　　刘志明就是一名已拿到采访证的观察员。这个证的作用在于，当事人提出检验证件时，自己可以有所依托。但对于行政机关或者事业单位来说，这个证仍分量不足。他说：“人家一看是采访证，根本就不接待。

　　王爱国说，一些发稿比较多的核心会员，台里会发采访证。所谓的采访证，并非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或国家广电总局统一颁发的记者证，而是由电视台制作的类似工作证性质的证件。

　　争论DV观察员有没有新闻采访权

　　由于身份所限，在拍摄时，观察员遇到的抵制很多，包括出言不逊、捂镜头、抹带子，甚至夺抢机器。

　　去年冬天的一个早上，王爱国接到线索，在一派出所辖区内发现一具男尸，但是，他在现场遭到了派出所工作人员的阻拦。双方发生了争吵，派出所工作人员把他往车里摁，说要拘留他。后来，《DV观察》栏目的法律顾问赶到才解决问题。

　　王爱国总结，有几类问题在拍摄时难度较大：一是交通事故，尤其是该事故由单方造成，肇事方肯定不想丢丑，往往阻碍拍摄；二是企业断电、饭馆老板与顾客争执等；三是政府部门，这也是DV观察员遇到的最冷淡的对象。

　　“你们又不是记者，没有权利来采访。”很多当事人会这样说。在不文明现象以及一些突然事件发生时，采访权究竟是属于谁的权利？

　　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新闻学博士禹建强对此出言谨慎：“媒体记者在采访时，是代表公众实施对新闻事件的知情权。而DV观察员作为普通老百姓，是否有这个权利，很值得探讨，也很难说。”

　　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主要研究宪法学的知名学者陈杰人则认为，目前，没有任何法律规定采访权为记者的独有权利，每个公民都有权利记录社会现象，尤其是网络上博客、播客的出现，使得人人都几乎在扮演记者的角色。

　　对于记者采访权利的来源，公共频道《DV观察》栏目的法律顾问、河南开达律师事务所主任郭新治将其归之于《宪法》。他说，记者采访权和DV观察员的采访权应是同源的，都来自《宪法》第35条的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依据他的分析，在新闻采访上，任何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观点“公共场合拍摄一般不侵权”

　　一名醉汉丑态毕现，满口胡言乱语；两名路人因小事在街头争得面红耳赤；跳楼、车祸……这样的民生百态构成了《DV观察》栏目的主要内容。

　　在电视画面里，不时有当事人面对镜头做出反对拍摄的行为，这些过激行为总是针对通讯员的身份。

　　然而，在对新闻价值作出判断后，这样的画面仍被电视台剪辑播出，因此被网友质疑侵犯了当事人隐私权。“在北京、香港的一些新闻，即便是犯罪嫌疑人被电视台曝光，也有遮挡被警察蒙盖的权利。”一名网友说。

　　不过，DV观察员刘志明却认为自己的拍摄理直气壮。他说：“在大庭广众下，对社会不文明现象和新闻事件进行拍摄、记录、监督，记者可以这么做，作为一名公民，我们也可以这么做。你们报纸上能登的，我们也可以。”

　　网友“好风好水”站在了支持观察员的一方。他说，在公共场合发生的事，就不是个人隐私。作为当事人，有拒绝采访的权利，但没有限制采访的权利。“如果你在公共场合和老婆亲热，也叫隐私吗？很明显那时候你已经放弃了你的隐私权。”

分页：[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