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传播的媒体（书籍、信件、制造品、虚拟的交流等等）；
——在科研和教学方面的合作；
——跨国界的培养计划。
这里重点说明一下第一种手段，因为在欧洲，人员流动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有特殊的意义。当国际化成为高等教育政策争论的核心议题时，人员流动在欧洲就最受关注。[10]毫无疑问，人员流动在学术职业和大学生中更受青睐。这里有很多的原因，比如与科学打交道的人对于新鲜和惊人的事物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处理预料之外的事情应当属于他们最重要的能力。他们因此容易认为，流动的经验会拓宽自身的能力。
在欧洲，高等学校的国际化是与大学生国际流动密切联系的。欧洲共同体在20世纪70年代参与高等教育活动时，就坚持这样一种原则，即欧洲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不应减弱，而应当被视为一种特色。因此重点为大学生提供流动，使其获得国外经历的机会。成功的伊拉斯莫斯计划(Erasmus)与世界上流行的大学生流动模式有两点区别：[11]
——欧洲的大学生流动不是“垂直”流动，就是说，不是从知识的贫瘠之地流向学术的源泉，而是“横向”流动的，是在质量相近的伙伴之间进行的。教师甚至觉得，外来的学生从平均水平看至少不比本国学生差。难怪在“伊拉斯莫斯”学生看来，留学的成果首先不是接受专业知识，而是有了反思和比较的契机和眼界的开阔。高校在这种合作之间取得了双赢的效果。
——另外，欧洲内部的流动是一种“轻便的流动”。它不是距离遥远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流动，没有因风俗习惯不同而导致的文化震荡或猎奇激情。但不同的制度又有足够的差别，使学生能够开阔其眼界。
人员的流动肯定还会增加。流动在欧洲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流动也越来越容易，国际性知识与能力也越来越被看重。但有一种预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即人员流动的重要性会让位于知识转移活动。首先，因为在知识转移从极小规模发展为小规模活动的阶段，人员流动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但如果要让大量的学生、或许是大多数学生都接受国际化训练时，光靠人员流动就不够了。其次，留学中通常可以通过惊奇的经历来提高反思能力，但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方法，特别是当高等学校没有系统性传授这种经验的方法时。但是，理解其他国家和观点的意义越是增加，高等学校也就越是要具有专门的传授这种经验的方式。
九、超越国界的学历承认问题
高等教育领域的所有学历认可问题，特别是以下的问题：
——对机构及其组成部分的认可，确定其为系统知识的权威部门，并准予其开设课程；
——发放证书，即对学习成绩作出社会认可的权威性评价。
在过去主要是各个国家的事务，不管它由全国的或地区性的行政机构，或全国性的职业和学术团体来进行。在多数国家中，国家在这一领域发挥重大作用，因为这涉及到种种因素的平衡问题，如学术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学术的神秘化和公众对透明化要求之间的平衡，倾向于夸大其能力和成绩的个人与机构自身的利益和社会的普遍性质量标准之间的平衡，衡量学术质量的困难和社会消费者对质量保证需求之间的平衡。
有人认为，国际化可能会动摇和发放证书这一高等教育系统的根基。由于学术领域的质量判定总是棘手的问题，因此认证和发放证书在过去是一项重大的事项。如果知识经常性跨越国界，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认证和证书就失去了“天然的”的保证。
但这种结论下得似乎过早。因为在流动过程中，证书的认可，即在本国获得的成绩在接受国的认可程度，自然成为接受方某个部门要处理的事项，如高等学校负责认证将要接受大学生的成绩，顾主要负责认可大学毕业生的学历。这样，学历认可仍处于接受国的监督之下。只是国家在此不再是平衡性的机构。接受国或许愿意对国外取得的学历和成绩给予较低的评价，从保护国人的角度出发增加外国人来留学的难度，或者要求外国人交纳更高的留学费用，或为外国毕业的任职者提供较低的报酬。接受者即使愿意进行公正的认可，也很难把一种很不同的学历与自己国家效应的学历定为完全等值（所以经常有使学制相似化的努力，以减少认证的困难）。所以毫不奇怪，欧洲委员会在提出促进欧洲内部流动的措施时，特别指出各国高等教育领域中存在有大量的明显的和隐蔽的障碍。
随着国际流动的增加，以及促进这种流动意愿的加强，当然就产生了一种对不同国家中科研、教学和学习进行中立性资格认证的需求。[12]可以采取两种方法进行资格认证：
——大约等值法，我们可以认为，两国高等学校的学术水平差不多相等，所以本国的中学毕业生去对方上大学，就应当享受对方国中学毕业生同等的待遇。或者我们可以认为，甲国中四年的学业与乙国四年的学业达到相近的水平；
——相对精确测量法，比如通过详细调查科研成功和学术声望，或测试入学申请者、大学生和毕业生的能力来衡量。
在欧洲，过去一般采用大约等值法。两个国家间或在欧洲理事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下的多国关于相互承认学历的协定，还有旨在促进欧洲大学生流动的学历认证措施都表明，大约等值方法是一种增进相互信任的措施，使在国外获得的学历很容易与本国或本校的学历被同等对待。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起，欧洲人在处理跨国学历问题时，看法有些改变。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不仅显示了对欧洲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之间的学术关系更多的关注，而且也意味着高等学校之间不再存在一种地区性的信任关系，而是一种全球性的竞争关系。如果认真看待这种观点，那么，那种大约等值法的功能便会受到影响，而运用大量指标进行测量的方法则会有更大的市场。[13]
近来我们也听到更多对高等学校进行分类的讨论，个别人还提出对世界上高等学校按学术声望进行排名。但总体看来，前一种方法更为普遍。特别是鉴于欧洲之外的世界对欧洲高等学校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欧洲更多的地方制定关于大约等值法的有关规定：
——1997年的《里斯本公约》试图使流动学生的学历认证比以往更加方便，要求高等学校对所有签字国的中学毕业证书给予认可，除非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不符合要求。[14]
——早在80年代末就有人提出实行“补充文凭”的建议[15]，《波伦尼亚宣言》也建议推广这种做法。具有统一内容的学历证明可以增加透明度，促进相互对学历的认可。
——《波伦尼亚宣言》还提出，在欧洲应当用统一的学分来衡量高等学校的学习成绩，并出具相应的证明。这种做法现在已经在不少国家中实行，欧洲委员会从1989年以来推行的欧洲学分(ECTS)在欧洲内部的学生流动中已得到广泛实行。
所有的措施都应当使形式上的学历承认更为容易，其中学习的年限是一个重要的衡量单位。人们当然希望，形式上的等值应当也意味着内容上的等值。
当然，“信任范式”和“竞争范式”的对垒在欧洲究竟会朝哪个方向走，还不是很清楚。趋同性压力是否会保留信任在学历承认中的地位？学历承认“运动”会是否导致对各种“产品等级”的确认和规定等级的做法？等值规定在未来是否只适用于参与合作高等学校以及类似的高等学校与企业界伙伴之间？大约认证法是否就适用于大众性机构，而测量法则适用于尖子机构？或者其中一种方式会被普遍接受？
十、高等教育系统保持多样性，还是日趋同一化
在过去，各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各不相同。即使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各自高等学校的入学率也大相径庭。在进入高等学校的途径方面，对普通教育年限的要求、学校类型以及入学的方式都各不相同。高等教育的结构，如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学制、学位的种类与层次等也多种多样。关于高等学校学习的费用，也没有多少统一性。还有，在学术人员的结构方面，如他们的任务、资格要求、职业成长过程等，都有很大的差别。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学生的流动。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高等教育经历了许多机构性改革。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中，高等学校向各种类型的中等教育、包括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开放，建立了学制较短的职业型高等教育机构，把非大学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提升到大学的层次，改革学术职业的结构，取消和实行学费制，开辟了补充性的经费来源。在这一过程中有趋同的势头，也有一些差异化的倾向。
在日益国际化的时代，人们显然会提出一个问题，即到底应不应该寻求一种国际统一的方案。一方面各国之间的差别会成为学生流动与合作的障碍。如果各国的高等教育在内容和机构相似，相互的学历认可会比较容易。另一方面，差异也有其促进作用。欧洲大学生的流动之所以受到欢迎，正是因为对差异的体验带来了眼界的开阔。
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欧洲大学生的流动明显增加。而在这段时间中，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似乎并未构成多大的障碍。倒是各国内部的多样化被视为一种障碍，它为两个国家间签订互相认可高等教育学历带来了困难。而这种协定通常在合作的高等学校之间容易得以实行。
近年来，人们更多地感到，欧洲国家中各国高等教育内部的多样性在增加。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一些人认为，随着入学人口的增加，高等教育多样性必然会增加，以适应大学生各种不同的学习动机、智力水平以及职业期望。另一些人则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的高等教育政策之下，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加强了，因而导致了更大程度的分化。此外，全球化也被视为导致多样化的一个环境因素。
如上所说，在《波伦尼亚宣言》中，欧洲国家面对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和不断的分化，提出使各国建立相似的高等教育结构，比如在培养年限和学位证书种类方面。[16]但问题是，形式的相近能否真的解决多样化带来的问题。重要的是，这种类似的形式能否使承认国外学历真的变得容易。问题可能不这么简单，很可能倒会在承认学历方面出现一个具体衡量学业成绩的浪潮。
十一、高等学校的战略与国家的调控
专家们一致认为，自8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在高等教育调控和高等学校管理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所有的欧洲国家，或先或后或多或少，国家开始减少对高等掌校的具体监督和控制，而更多地通过制定目标，通过以业绩为基础经费分配办法来影响高等学校。与此同时，各个高等学校更多地成为战略行为主体。他们也建立起管理系统，以加强自身的行政职能。高等学校评估活动的增加也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评估是为了让学术的行动者和管理部门，以及国家和社会得到必要的信息反馈。
这一高等教育调控和管理方面的变化基本上发生在各国内部。指导这种改革的观念是国际性的，但变化的却是各国自身的调控系统。这种可用国际化和全球化来描述的变化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了旨在加强高等学校战略地位的国内改革。
首先高等学校不再视国际化活动为边缘性活动，可以在主要的决策之余偶然地对付一下。高等学校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制定其国际化活动的战略，并在制定任何战略性决策时要考虑其对国际化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欧洲委员会1997年推行的“苏格拉底计划”要求高等学校在申请资助时提交一份“欧洲政策计划”[17]，这也反应了把国际化活动纳入高等学校战略决策的趋势。
其次，高等学校在逐渐减少对本国环境的依赖，不再仅仅在本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寻求自身的地位，而必须在国际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确定自身的地位，必须在管理和学术活动方面能够在这样一个超越国界的范围中有所作为。[18]
在欧洲高等教育问题的讨论中，特别是涉及这两种变化时，也就是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化”提法逐渐取代了“国际化”的概念。从概念的变化可以看出两个新的动向：
——在数年集中讨论欧洲化问题之后，欧洲开始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欧洲之外。“波伦尼亚宣言”提出要创造一个“欧洲高等教育区域”，这并不是出于欧洲内部的需求，而是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即让欧洲大陆的高等学校在世界上更具吸引力。如此看来，“全球化”正体现了高等学校国际战略的世界取向。
——更多的人接受这样的观点，即高等学校的处境更多地取决于世界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而且，在国际高等教育关系中，相互信任的交流和合作成分在减少，而竞争和较量成分在增加。因此人们更加注意提供国际性的培养课程，关注与关贸协定相联系的一个讨论话题，即是否可以把高等学校活动与商业服务等量齐观。
不错，随着高等学校更少具有国别性特征，随着高等学校中信息技术重要性的提高，随着欧洲大陆大学对吸收欧洲之外大学生兴趣的提高，欧洲高等学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全球化”一词如此受到青睐，还是显得奇特。
首先，“国际化”的概念同样说明了与世界的关联。而且重视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早已有之，并非全新的现象，欧盟促进欧洲化的措施从来也不与高等学校国际化的努力发生冲突。
其次，也没有迹象显示，随着高等教育国际竞争重要性的提高，各个国家自身的组织及相关条件的重要性会明显下降，而这正是全球化这一概念当初要表达的意思。高等学校关于其国际地位的战略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如本国经济状况，本民族语言的重要程度，本国高等教育的声誉如何，国家的大小等等。[19]各国高等教育政策似乎更多地借国际化为本国高等学校在世界高等教育中争取好处。原先的国内政策不断趋于国际化。
再次，高等学校在制定国际化战略时，何以一定用竞争范式来取代合作与信任范式，也不甚清楚。或许不少高等学校如果能够在信任基础之上与合作伙伴建立交流与合作关系，倒可以树立一种更佳、更成功的形象。
全球化一词的流行一方面表明了情况的变化，一方面可以归结于这一概念的“原始化”。这一概念更多地用以说明竞争和国际关系，但根本不去发问，对于高等学校来说国家间的界限是否真的在消失。
十二、结论性思考
高等学校处境以及内部生活的国际化过程还在继续。但值得怀疑的是，这一议题在关于高等教育的公共讨论中是否还会继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高等教育政策的议题通常是短命的，但实际的变化过程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90年代上半期，欧洲到处都在讨论国际化和欧洲化，按照当时观点，各国的特性在跨国界活动的增加的同时还会继续发挥重大作用。当时主要关心的是增加大学生的流动和高等学校之间的合作。而且普遍认为，流动和合作在欧洲相对容易在信任其质量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各方在开放的合作中互相受益，大学生通过短期的留学经历可以开阔其视野、对通行的观念进行反思以及学会用比较的眼光看问题的方法。
从90年代中开始，全球化的概念逐渐成为讨论的中心。一方面，这传达出这样一种意向，即应当更多促进超越欧洲界限的合作和流动；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各个高等学校应当在世界性的高等教育市场上确立其地位，应当顺应科学知识转移商业化的趋势。
但问题是，全球化是否意味着不同国家特征的消失。在某些方面，面对国际化的趋势，各国的高等教育政策更加有自我意识、更具本国特色。另外一个问题是，在眼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目光是否过多地投向操作管理层面，比如实际的决策和经费问题等，隐含地将世界仅仅视为“涡轮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20]许多概念，如知识社会、地球村、全球社会联合(global social sohesion)、全球学习和全球理解[21]表明，高等学校的管理者面对世界性的环境条件，确立自己学校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同时，完全可以突破操作管理层面的问题，进而关注国际化和全球化中的种种实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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